城南旧事:北京陶然亭与众先贤的不解之缘

发布时间: 2017-09-19 15:29 来源: 网络整理

“拂面微风柳万丝,春光犹似去年时。幅中折角无人识,醉依江亭唱竹枝。”地处南城的陶然亭虽不是声名赫赫,但它在北京的园林中,却是一个与众多先贤结有深深缘分的地方。

早春二月的一天,我带着满满的虔诚之意和厚厚的颂赞诗篇又来到陶然亭公园。其实,对于这个公园的地形地貌,我从戴红领巾时就很熟悉了,如今都已半个多世纪过去。我从老辈人那里知道,陶然亭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,是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时,在慈悲庵西墙外构筑的一个亭子,他取白居易诗“更待菊黄家酿熟,与君一醉一陶然”句中的“陶然”二字为亭命名。亭子建成后,江藻常邀同僚好友、文人墨客在这里饮宴、赋诗, 从而成为文人雅集的地方,被誉为“周侯藉卉之所,右军修禊之地”。1952年,陶然亭连同周围水域被辟为公园,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兴建最早的一座园林。但是,晚清帝师、辛亥志士及共和国创始人等等领袖、先贤与陶然亭的缘分之深,我却是最近才了解到一些。

城南旧事:北京陶然亭与众先贤的不解之缘


我从公园西门进园,穿过海棠步道,沿湖岸南行几步,与庄重清丽、被我喻为“大青衣”的吹台亭擦肩而过,便到了云庵桥。拾阶而上,中心岛上的陶然亭已尽收眼底,它与慈悲庵同进一个山门,建在约两层楼高的台基上。慈悲庵则是建于元代的古刹,距今已七百多年,其西侧的三间敞轩就是陶然亭了。

陶然亭的外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“亭”,而更像古时街市繁华、人烟阜盛之道上,地上蹲着大石狮子,左右列坐数个华冠丽服之人的钟鸣鼎食人家的大门。亭子面阔三间,进深一间半,面积约有90平方米的样子。亭内南、北两面墙上,镌刻着百多年来许多著名人士的诗篇、文字。被大家经常谈起的是谭嗣同的《“城南思旧铭”并叙》,可惜全文无标点,我是着实读不懂。另外需提及一下的是,清末推动发展民族工业,兴办新式教育、主张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,也常游陶然亭,并多有题咏,园内抱冰堂即为他的别墅。

东向门柱上和亭内镌有几副对联,其中“烟藏古寺无人到,榻倚深堂有月来”一联原为清代书法家、金石学家翁方纲所撰,光绪年间慈悲庵的主持僧敬明又请了翁同龢重写。翁同龢,大清两朝帝师,他用改良家的思想燃起了光绪帝变法维新的火焰,并向光绪力荐发动“公车上书”的康有为。他以平生最大的热情,亲自拟写了变法诏书,被康有为称为“中国维新第一导师”。“翁同龢去世后,他的许多门生故旧对他非常怀念,在1920年6月13日翁同龢诞辰90周年时,由他的门人孙雄(师郑)领头发起,有吴昌硕等二十多人参加,在陶然亭举行了纪念会。会上,宣布成立‘瓶社’,并编辑出版了《瓶社诗文集》。”(《大清两朝帝师》史林编著,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版,第483页)

城南旧事:北京陶然亭与众先贤的不解之缘


穿亭而过,凭栏眺望,顿觉襟宽胸阔、满目瑰丽璀璨,柳丝飘拂随风曼舞,南湖冰雪嘉年华的厚厚积雪还没有消融,北湖却已是万顷碧波荡漾,百千游艇待发。以前,京城还没有这么多高楼时,站在这里望西山,想必一定绰约在目吧。作为文人雅集的场所,这里真是个好地方!作家朱小平曾在北京日报古都版上写有《南社诗人在北京的足迹》一文,他说:“南社社员来北京一游,在从事革命活动闲暇之余,城南陶然亭是他们必去之地。清代北京园林大多为皇家禁地,唯陶然亭不属皇家苑囿,故文人士子登高吟咏必去此地。南社社员到此,则多抒怀寄慨,寄托反清之志。” “仲春三月三,诗人聚江南”,1633年,“三月三虎丘诗会”首次在苏州举办,后来明末的复社、清末的南社诗人雅集,都首选虎丘。而南社诗人在北京活动,则选陶然亭。

南社是清末即辛亥革命前的1909年成立的一个革命文学社团,发起者为陈去病、高旭和柳亚子,辛亥革命后逐渐发展壮大。南社社员以南方诸省人士为多,北京社友仅有9人,大多是新闻记者。这让我想起南社的社员之一 ——“挥毫似剑伐魑魄,开一代报业新风;喋血如丹荐轩辕,树千秋志士典范”的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、《京报》社长、共产党员邵飘萍。

邵飘萍出生于1886年10月,早年,他作为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志士,活跃在南方新闻舞台上。1920年,他在北京创办了《京报》,取址离陶然亭不远的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。从此,在《京报》这个天地里,他利用手中的一支笔,奋勇拼杀,反对反动的军阀、官僚、政客,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,冲锋陷阵。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:铁肩担道义,辣手著文章,而《京报》也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报业中名噪一时。邵飘萍与反清的革命党人秋瑾等是好朋友,与毛泽东、鲁迅过从甚密,且是由李大钊、罗章龙介绍入党的共产党人,却不幸于1926年在北京惨遭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杀害。

陶然亭的南北配殿多年来一直有《红色梦》革命史迹展。展览通过五个展室、两处革命历史场景、两处殿阁的历史背景还原以及近百幅珍贵图片,呈现了1920年至1921年间,以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,在此思考与探索中国发展前途、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的历史。当时,小小的慈悲庵因僻处城南,幽静雅致,是爱国志士和革命家非常理想的秘密集会之所。

1920年1月18日,毛泽东、邓中夏与当时在京的“辅社”成员在陶然亭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,之后在山门外的古槐下合影留念。同年8月16日,在慈悲庵北厅举行了天津觉悟社、少年中国学会、曙光社、北京工读互助团、人道社五团体会议,讨论“五四”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以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的问题。李大钊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:“盖主义不明,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团体之心志,对外尤不足与人联合之行动。”李大钊这一主张,促进了社团在思想信仰方面的团结和统一,特别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。李大钊身故后,友人吴弱男曾提议将他葬在陶然亭,因陶然亭是他最喜爱的游憩之地,但最终此提议没能实现。

朱小平在介绍南社一文中还谈到,陶然亭旁边有香冢一座,是过去文人常常凭吊的胜迹,相传此地埋有名妓遗物,故凭吊者竞相发思古之幽情。但南社中的辛亥勇士、武昌首义时曾竖旗响应的诗人周芷畦,痴情地认为里面是明末抗清义士遗骸,遂写诗寄托反清爱国之志。南社诗人凭吊的这个香冢原在慈悲庵正北的锦秋墩上,我从陶然亭出来后径直上了锦秋墩,相距也就二三十步。墩上有锦秋亭,亭南密密的松荫下是一片开阔的石砖小广场。网上说,香冢以及鹦鹉冢、赛金花墓就在锦秋墩的南坡上,北京电视台的《这里是北京》节目也曾做过报道。但是,现在这些碑冢都已不知迁到什么地方去了,原址目前是《我把党来比母亲》图片宣传长廊。说到赛金花墓,还有一段故事。《北京晚报》去年9月23日第38版上曾有记载说,“赛金花葬于陶然亭,齐白石为她书写墓碑,并赠一画以为奠资。齐白石本打算死后也葬在那里,与赛相伴,后未能如愿。”

走下锦秋墩,已是午后,但我感觉要看的、要思索的东西实在还多,公园内著名的“华夏名亭园”、高君宇与石评梅墓也还未能顾及。“潇洒闲亭子,登临便不同。”今天累了,就先告辞,得空我再来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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